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原因再论(3)

蒋杰在《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共一大在树德里召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法租界对革命党人较为安全，从政治模式和价值信念来看，法租界的批捕手续繁琐和警力有限，同时具有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易为华界当局影响；其二，从地理位置和街区产生的历史沿革来分析，西门区由于租界的扩张而大兴土木基建，具有区位合理、交通便利和房租低廉的优势，是法租界贯通新旧街区的要冲。同时“永德里”旁边的“永吉里”由于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和相似而复杂的街道使其安全性更强。[5]蒋杰：《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文汇报》，2017年6月30日。蒋杰的研究更加具体，更加微观，从历史史料中分析了中共一大地点选择的缘由。

与熊月之与蒋杰不同，张玉菡在《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一文中，从时间的纵向上对中共建党活动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中的活动进行探究，认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一选择，和这一街区的区位环境、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及其与国民党人的关系都有着密切的关联。[1]张玉菡：《中共建党与上海复兴公园街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第7期。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阐述还有很多，以上列举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无论是传统视角还是近年来的创新研究，都为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必然性是社会意志的综合集成，“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恩格斯这段论述中所说的“意志”不是主观意识，而是客观作用，其中既包括物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正是体现中国社会“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在“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最终结果。如果说生产力发达、交通便利、出版业繁荣、思想文化活跃等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物的因素的话，那么，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展的建党活动，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人的因素。还原1921年的建党场景，正是一群激情的人物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先进的政党，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具有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上海虽然不是国内的政治中心，但政治活动也十分活跃。辛亥革命前后很多政党都是在上海建立的。“武昌事起，清帝退位言论结社，较前自由”，立宪派、革命派和满清旧官僚通过分化磨合，陆续组合成了数百个政党组织。“这些小党派，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了几个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界人物，就发表宣言，招收党徒”。[3]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8-49页。这些团体中，有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而组成的“利益团体”，有的仅是对某些政策表示赞成或反对而组成的“团体”。据《民初党会调查表》可知，上海党会共132个，北京共78个，广州共25个。这些党会中，联谊类、实业类、学术类、公益类党会最多，上海分别是34、23、21和19个。北京分别是19、19、9和5个。广州分别是3、5、4和2个。由此可知，上海相对于政治中心的北京来说，在政治活动方面并不逊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合乎情理。

三、“人”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关键

政党的实践活动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因素。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决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群体主观意志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忽视人的因素。政党作为社会的政治组织，其诞生既因缘于物质的客观条件，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觉悟。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诞生，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地，人是关键因素。

首先，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陈独秀开展活动的中心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暂居在上海亚东图书馆。[4]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此后，渔阳里2号成为他的寓所，许多商议建党的事宜在这里进行，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在上海得以落实。也因此，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积极传播革命思想。[5]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24页。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6]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30页。这些作品的问世，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观念带来了重要影响。此外，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1]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30页。1921年，尽管他因身处广州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还是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不二人选。这一观点并非意在强调建党中的个体作用，而是旨在突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进步青年发挥的价值。显然这些进步青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迅速组织化了，而组织化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文章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zyydxxb.cn/qikandaodu/2021/0620/13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