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目录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原因再论(2)

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二,上海是当时全国文化的中心。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一直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上海是西学输入中国的窗口,19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

第二,上海是当时全国文化的中心。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上海一直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地位。上海是西学输入中国的窗口,19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问世的西书多出自上海。1868年,晚清政府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历时最久、出书最多的西书出版机构。1900年以前,中国9家具有重要影响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中,上海有7家,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上海出版434种,占77%。1900—1911年,中国74家稍具规模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中,上海有58家。[4]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最先进的印刷机械和印刷方式不断地引进到上海,上海成为全国印刷条件最好,印刷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此外,图书馆、博物馆、报馆、书局、电影院、体育场等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在上海兴办,使文化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毫无疑问,文化机构和文化出版物的勃兴为各种社会思潮交相辉映奠定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中,逐步显示出科学性、先进性与适用性,最终成为先进分子的救国选择。

第三,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之地。邓小平指出: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9页。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认为上海纺织厂的发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工业发展的缩影。[6]《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海的产业工人约有14万至15万人,其中,在500人以上大工厂中就业的约有7.7万人。[7]赵亲:《1921年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状况》,《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外资工厂中的工人约为3.5万人,占45.5%;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4.2万人,占54.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棉纺织业、面粉工业、缫丝工业、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队伍快速增长。至1919年,城市人口200万的上海,就有各业工人共计51.38万人。这一时期,全国各业工人总计194.6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02.2万人。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9%,而上海的产业工人又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在这些大工厂做工的产业工人有10.81万人,占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59.6%。[1]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页。上海在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在聚集新社会力量上居于领先地位,工人运动也因此而此起彼伏。产业的发展对党的成立具有重要作用,蔡和森曾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指出:“有了新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于是就接着发生第二种的现象,即是有自然的罢工运动。”[2]《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第4页。紧接着自然罢工的就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发展。加之,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直接促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第四,上海是受先进人士青睐的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便利、文化繁荣,是吸引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要素,鸦片战争后一批又一批先进人士汇聚上海。这些先进人士既包括为躲避抓捕而逃难隐藏的革命者,也包括从事作品创造的文化人,还包括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刘大白等诸多各路先进人士纷纷在上海活动,他们聚焦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力量。1920年4月,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能否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谈谈,陈独秀当即答应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3]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由此可见,上海在时人心目中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体现出上海备受知识分子青睐。

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地缘环境新视角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研究在近十年里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有些史料稽考进一步论证了既有结论,有些以前未被采用的分析视角被挖掘出来。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是一个重要契机,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作出新的思考。熊月之在《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文中提到选择法租界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当局对各地革命的态度是“京严沪宽”,而这一态势的形成离不开上海的“三治四界”。较之于其他租界,1914年到1930年间法租界的人口密度更低。同时,房屋价格相对低廉,而且交通便利。此外,再从治安和对革命的态度上与公共租界进行对比,法租界也更有利于建党活动。[4]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这种观点,蒋杰和张玉菡的文章中都有提及。还需指出的是,熊月之提到法租界的俄侨较多,对苏联来华使者也是一个很好的隐藏地。在当时,上海所具备的地缘政治优势是中国其他地方不具备的。

文章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zyydxxb.cn/qikandaodu/2021/0620/1385.html



上一篇: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虹口区曲阳社区建设美好生活
下一篇:中药旋覆花治疗骨质疏松症作用机制的网络药理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投稿 |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版面费 |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论文发表 |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最新目录
Copyright © 2018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杂志社 版权所有
投稿电话: 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