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年莫斯科之行(4)

姚作宾（1891-1951），四川南充人，曾留学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1920年12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这年5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大中小学校学生的组织）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海参崴。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1921年1月姚作宾继李达之后出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后来参与组织大同党。6月18日，“中国学生”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朴镇淳、李东辉一起离开上海，乘船经法国前往莫斯科。7月上旬马林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此事，并说“如果没有其他障碍，他们会于8月底9月初到达。”?不过马林认为“与朴同路赴莫斯科的那个学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与姚作宾同行的朴镇淳是有些来历的。1918年6月26日，朴镇淳在俄共（布）远东组织的帮助下协助流亡俄罗斯的韩国反日义兵领袖李东辉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韩人社会党，李东辉被选为委员长，朴镇淳则当选书记部长。?该党宣言是由任军事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于1918年4月30日起草的。?1919年七八月间，朴镇淳一行到达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朴本人也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8月朴镇淳离开莫斯科来华，11月到上海进行革命活动，?不满半个月即返回莫斯科。1920年夏，朴镇淳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了韩人社会党60万卢布的活动经费。随后“共产国际派代表朴镇淳去中国，他打算在那里召开朝鲜社会党代表大会。”?1921年5月朴镇淳与时任韩人社会党主席、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在上海改组韩人社会党，成立高丽共产党。?不久，新韩青年党总务吕运亨被吸收为高丽共产党员。据吕运亨回忆，李东辉曾向黄介民提供过两万元资金，?而这笔资金应该出自朴镇淳取自共产国际的那笔巨款。后来代表共产国际来华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远东组织的报告中，也称黄介民、姚作宾的大同党为具有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姚作宾等人赶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三大已经闭幕，但姚还是“在俄国人面前自称共产党代表……还说他有多少军队”?。

由于俞秀松的揭露与坚决抵制，黄介民、姚作宾的大同党未能混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黄介民晚年在《七古自传》中承认，姚作宾、李东辉“驱轮赴俄国。谋事不成可奈何，中途便已遭挫折。”《黄介民同志传略》第52页则称姚作宾、李东辉作为大同党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会议抵苏后，“方知因大同党不属一国之共产党性质而不得出席。”?其实，姚作宾的失败与同行的李东辉的失势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日本官方1921年9月的情报，李东辉派私吞有劳农政府经费，遭到陈独秀派及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向莫斯科举报，“劳农政府即以吕运亨一派代替了李东辉”，最近派使者到上海后不久“搬到吕运亨的办事处，转交了三十五万元给吕。……李东辉因失去了劳农政府的信任，六月十八日离开上海去了法国，目的是去辩解，要求恢复关系，发给宣传资金。吕一派坚信他们是徒劳的。”?

经过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与强烈责任感的俞秀松和他的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确定了应有的名分与地位（虽然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23日已经召开，但是这一消息何时传到莫斯科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至少不会早于俞秀松发表声明的9月27日），从而有效地保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避免了无谓的折腾与内耗。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就要调整、合并甚至解散，后来对高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的处置就是如此。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俞秀松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参加了1月30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俞秀松回国传达汇报，再次到上海工作。当他抵达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牢固建立，而且制度化了。此时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辟，中国革命的红船已经沿着共产国际创始人列宁指引的方向开始远航。

注释：

① 《俞秀松日记》1920 年7 月10 日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上海党史研究》1991 年第7 期。

文章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zyydxxb.cn/qikandaodu/2021/0620/1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