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年莫斯科之行(2)

三

俞秀松前往苏俄绝非简单的应召赴会，而是有着一定思想基础的。早在1919年俞秀松已经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俞秀松等人这年发起《浙江新潮》杂志社时在发刊词宣布四种“基本旨趣”，其中“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在该杂志第一期上还转载了日本杂志《赤》的一幅“社会新路线”图，指出了新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走向布尔什维克。他的心里早有去苏俄的朦朦胧胧的想法。1920年3月，他在致父亲好友骆致襄的信中表示对自己参加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已经感到厌倦，“决计就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我想去的地方，现在大约是漳州；将来或南，或俄国未定。”?最初选定去漳州，途经上海时被人劝留了下来。1920年4月，他在上海致信骆致襄说：“你说要我不必再寄身沪上，回到杭州来。我真莫明其妙，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的人。身到哪里，就算哪里人了，你不要误会我罢。”?1920年7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知识欲复活的原因“（l）爆发于此番长期烦闷之后，觉得一切问题，以我现在的知识，决不“能”去解决的；（2）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的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此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瞭很正确的观察，应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1920年7月22-25日，他在日记中又说：“今年到北京一去，总算把这个‘学者的念头’打破了，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但是知识欲还是要刻刻复现的，……我底学问终究不足，将来解决社会问题，有什么能力好来解决？……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来干社会事业。”?1920年秋，俞秀松兼任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秘书，在学社内学习俄语。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大本营。该校采取推荐制，学员免试入学，其中出力最多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等人。俞秀松本人兼上海外国语学社秘书，在学社内跟着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攻读俄文。

俞秀松先后介绍他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周伯棣、华林、汪寿华等人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发展他们加入青年团。从1920年2月开始，上海外国语学社分批输送青年赴俄学习，先后赴苏的有30人。?这就是1921年4月俞秀松在家书中所说的去俄国的第二个原因：“上海我们的团体有派送学生留俄的事，我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因此又不能不先往R去接洽。”

四

俞秀松政治身份清楚，组织关系明确，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即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1921年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M.科别茨基“任命俞秀松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特颁发此状。有效期至1921年7月1日”?。也就是说，俞秀松除了保持原有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身份外，还增添了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新任务，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俞秀松这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共产主义使者的信任与支持，当然也是对俞秀松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任与支持。

在莫斯科期间，俞秀松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张太雷在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与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维护、捍卫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地位。

6月间，中国代表团代表俞秀松、张太雷致信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6月22至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资格审查委员会议承认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代表资格一事提出的第三次抗议作了详细说明：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与欧洲。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创办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党。1913年，该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俞秀松、张太雷指出，江亢虎“他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他自称代表的社会党在中国并不存在。他是中国反动的北京政府总统的私人顾问。2.中国青年对他并不尊重，也不信任。如果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那就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声誉。3.他是十足的政客，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会利用他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代表这一事实，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从而损害中国共产党。”信件最后说“我们很重视这件事，因为它会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损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我们请您注意这一点。”?

文章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zyydxxb.cn/qikandaodu/2021/0620/13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