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红色一平方公里的调研与思考(2)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这一系列革命旧址遗迹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三件大事和两个方面有关：

（一）三件大事。第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成为了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27页。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9页。而维经斯基旧居遗址就在霞飞路716号。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具体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筹备召开中共一大。[1]徐云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2号》，《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学林出版社，2020年，第5页。第二，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一大”召开后，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中共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健全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第三，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二）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众多早期革命者确立信仰。“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里见证了多本马克思主义和党早期重要著作的诞生。《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约请翻译、审校定稿、出版宣讲都与这一区域相关。1920年初，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17号，现已拆除）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商讨后，决定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成后，于6月27日夜，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稿转送至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处校对审定。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正式出版。1920年9月，陈望道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局，专门委派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主管党报党刊及书籍的发行。1921年9月，党领导设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地址位于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住进了距离渔阳里大约2.7公里远的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就在这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二层楼里，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在与老渔阳里2号相隔仅数十米的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诞生地，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党的领导人曾在此学习，在这里确立信仰后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其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会上，选举产生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为自忠路225号，现已拆除），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经常在渔阳里和机器工会之间从事革命工作。而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3弄），我们党建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2月，我们党领导建立了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

可以说，这些革命旧址遗迹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工作、战斗、生活、社交的见证，革命者们在这些地点的创党活动具有内在联系。

三、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一平方公里”诞生的客观必然性

（一）“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空间。上海的租界对中国产生了复杂而多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多个方面的近代文明。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这一区域当时被称为“法新租界”，是法租界的新区。旧上海“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三界的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各自独立。租界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管辖出现了空隙，而这一区域恰处于三界“夹缝”中，因此从事秘密活动相对就较为安全。法租界新区政治理念、制度设置和管理流程都在客观上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同时，法租界是上海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生活品位与宜居度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此外，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在1929年代的老地图上来看仍属法租界的边缘。资料显示，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原因就在于这一带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1]熊月之：《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一个城市社会史的考察》，《中国共产党90年研究文集》，2006年。

文章来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shzyydxxb.cn/qikandaodu/2021/0620/1383.html